前几天回了一趟老家长沙探亲。每次回长沙，我必前往探望中学的语文老师。老师姓曾，名叫曾楚樵，今年88岁，毕业于解放前的湖南师范专科学校。老人一生坎坷，58年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了我就读的中学。78年被“解放”出来，重登讲台。老人后来亲口对我说，他把20年的等待和积攒全心身地投入到了学生们身上。我幸运地正好是那一批学生中的一员。我算是会写的，作业常被作为范文在各班宣读点评。记得有一次作文写得不太认真，课后被曾老师叫到教研室，老师一开口“马万里，你尽然写出了这样的作文”，就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眼中竟留下两行眼泪。老师当年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，平时从不说一句重话，那两行老泪赛过雷霆万钧的训诫，让我铭记终生。我考上大学后，老人作为长沙市民盟常委调到长沙市政协工作。老人膝下无儿无女，离休后便和老伴从长沙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湖南双峰县乡下。去年陪伴一生的老伴也已仙去，目前老人与侄女一家相邻而居，独自一人生活。老人精神矍铄，腰杆笔直；思维清晰，心境平和。老人告诉我，除了腿脚感到有些力不从心，全身器官从里到外无一病痛。老人别无其他爱好，一辈子烟不离手，奇怪的是到晚年竟连咳嗽都没有，其他心肺功能一律正常。以前每年探望老师，抱有的是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的感恩之心。近年来自己也已人到中年，对生活、生命的感悟慢慢开始改变了心境。每次看望老师，我只觉得受益的是我自己。从老人对坎坷一生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我似乎看到了老人长寿、健康的奥秘。于是近年来每次前往探访，都愿意听老人谈谈往日的坎坷，从他平淡的讲述中体味一位老者对生活的感悟。今年老人讲起了一件事，触动颇深。
“63年我从湖南师专的教务长任上“分配”到了第23中学，与我前后脚分配来的还有我的学生冯。我们分在同一间教工宿舍。冯也是语文教师，初登讲台的他踌躇满志，记得他第一堂课的备课教案写了足足有三万字。但他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时，我对他说，把你的教案放在一边，就把我作为你的第一个学生，你先给我讲一遍。结果我们师徒二人演练了好几遍，直到冯自己信心满满。当初我们一老一少师徒二人就这样互相帮助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某一天，我们这些有“历史问题”的知识分子被叫到某一中学集中学习，学习班上冯突然向我发起了大揭发，将我平日里的言论、我和他探讨的教学问题以及各种理想的流露全部有系统地加以总结，分门别类，上纲上线。当时，冯的揭发犹如一颗重磅炸弹，将我推入了绝境。我从此20年再未登上讲台，被贬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。
其实我是理解冯的。他的出身不好，父亲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。他人聪明，一心想洗心革面，争取进步。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，一般人很难不被时代左右。所以，尽管他的“揭发”有许多不实之词，情感上也让我难以接受，但是那个时代这种事多了，我当时只有抱头鼠串、自顾不暇的份，对他也怨恨不起来。
三中全会后，我作为民盟常委调到市政协工作。离开23中的时候，首先教研组开欢送会。会上冯第一个发言，把我捧上了天。隔天学校全体教师又开欢送会，冯又第一个发言，洋洋洒洒，长篇大论，又把我夸上了天。其实，他夸我和当年他落井下石“揭发”我一样，都有很多不实之词，我听起来都不顺耳，烦得很。他当年读书的时候，我是他的老师，看着他长大成人。他是后生，年轻人谁能不犯错呢。我的遭遇呢，也不见得就是他的“揭发”而致，他不揭发，也许上面会动员其他人来揭发。但是，作为他个人而言，即使是他已有悔过之心，他并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在对我大吹大擂。其实他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摆出任何姿态，他只要私底下，就我们两人，对我轻轻地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，我们师徒之间的“恩怨”就一笔勾销了，他也就算是长进了。可惜啊，三个字把他障住了。”老人淡淡地说：“他太好面子了。”
老人讲述往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干同学都在坐。老人和其他人言及其他，我却思索着冯老师的故事。冯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大家都熟识。好面子的冯老师因为放不下面子，失去了和自己的老师沟通谅解的机会。更可惜的是，他错过了解开当年对恩师落井下石的负面铭印，恐怕要背负一生了。对于冯老师来说，人生的在此处的成功，仅距三个字之遥。
面子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