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马的染缸

（接上篇）

好了，我现在谈下一个话题：“努力去做一个大科学家值得吗？” 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必须问问周围的牛人。如果你能让他们放下谦虚，他们往往会说：“是的，做真正一流的事情，并且掌握它，就如同将美酒、美女、和美曲放到 一起一样美妙（wine, women and song是Johann Strauss（施特劳斯）一首著名的圆舞曲）。如果你再看看老板们，他们往往都重又回来，或者提出项目要求，试图重去体验新发现的时刻。他们总是这样。 所以很显然， 做过的人还想再做。但是这种体验是有限的。我从不敢出去问那些没干过大事的人他们怎么想这个问题。这难免有失偏颇，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。我想，十分肯定 地值得一试那些一流的工作，因为事实是，价值体现在奋斗过程中而非结果上。为自己的事情奋斗本身就值得。成功和名誉只是附带的孳息而已。

我已经告诉你如何做。那么既然如此容易，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还是失败了呢？比如，在我看来如今贝尔实验室数学部门有不少人比我有才华和能力，但他们 却没能做的和我一样多。确有一部分比我做的要多，香农(Shannon)就比我多，还有别的一些人。但我的确比很多资质高的同事要多产。为什么这样？他们 怎么啦？为什么这么多的有很好前景的人都失败了？

其中一个原因是动力和投入。做大事的人中，能力差一点但全力投入的人，比起能力很强但有点花里胡哨—-那些白天上班干活晚上回家干别的第二天再 来干活的人，要多有成就些。他们缺乏一流工作所需的必要的投入。他们是干出了不少得不错的事，但别忘了，我们说的可是一流的工作。这是完全不同的。不错的 人，聪明的人，总是出些不错的活。但我们说的是非同平常的活，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和真正荣誉的活。

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个性的缺陷。我要举一个我在Irvine（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分晓。译者注） 熟识的一位同事的例子。他是计算机中心的头并且那会儿是校长的特别助理。显然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。有一次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他处理信件的方法，以 及如何处理回信。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如何的没有效率。他把信件一垛一垛分放好，并且知道哪是哪。而且他会自己用打字机一一回信。他向我吹嘘有多么多么了不 起，他是如何不用秘书的帮忙就把这些事都干了。我于是背着他问他的秘书。那秘书说: “我当然没法帮他，他根本不让我拿到他的信件。他不让我进入他的系统，我也不知道东西放在地板的哪块。我当然没法帮他。” 然后我回去对他说：“你看，如果你用现在的方法，单枪匹马地干，你就只能原地踏步，不会有长进了。如果你能学会利用整个系统来工作，你就能走得更远，能走 多远就多远。” 结果是他再没有什么长进了。他缺失的个性使得他总想控制一切，而不是意识到你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。

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普通的科学家会与系统为敌，而不是学会和系统相处并利用系统所提供的帮助。系统的支持其实很多，如果你能学会如何用的 话。如果你有耐心的话，你就能学会很好地使用系统，而且，你终究会学会如何绕过它。因为，如果你需要一个拒绝，你就到你的老板那里，轻易就能得到一个拒 绝。如果你想做什么事，别去请求，做就是了，然后交给他一个既定的事实。别给他一个拒绝你的机会。但如果你就想要“不”，那很容易得到那个“不”。

另一个个性缺陷是自负地坚持己见。我要说说我自己的事。我刚从Los Alamos来时在纽约麦迪逊大街590号，那时用着台计算机。我仍按西部的打扮，大斜杠口袋，一个bolo(? 译者注)以及所有那些玩艺。我隐隐约约地注意到我好像没有得到和别的人一样的服务。所以我开始琢磨。我来了等着轮到我，但我觉得我没得到公正的待遇。 我对自己说：“咋回事？并没有IBM哪个副总裁说过‘得跟Hamming过不去’。只是那些底下的秘书们这样做。当一个裂缝出现的时候，他们抢着过来看看 谁跌进去了，然后再去找别的人（瞧热闹。译者注）。 可是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可没得罪他们。” 答案只有一个：我没有按照他们认为的此时此地应有的打扮穿衣着服。原来如此—-我没穿合适！我得做个决定—-我是坚持我的自负，想穿什么就穿什 么，从此耗干我职业生涯的努力；还是顺应环境？我最后决定还是作出努力顺应环境。真是一蹴而就，我于是马上得到更好的服务了。而现在，作为一个花里胡哨的 老角色(old colorful character)，我得到比其他人还好的服务。

你应当根据你演讲听众的期望来穿衣打扮。如果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中心做个演讲，我就穿个有bolo和旧款灯芯绒外套或别的什么。我十分清楚别 让我的衣着、外表和举止影响我在意的事。不在少数的科学家觉得他们必须坚持他们的自我，按他们的方式做他们的事。他们不得不着这个、那个，还有其他的事， 并且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
John Tukey几乎总是穿着随意。他走进一个重要的办公室，人们往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证实这是一个一流的人后才能听他说。有相当一阵子John不得不对付这类 的麻烦，真是浪费功夫！我不是说你应该顺从，我说“顺从的样子给你一条畅通之道”。如果你选择某些方面坚持自负，“我要按我的法子做这个”，你在你整个的 职业是生涯中付出一定的代价。这样，在你的一生中，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巨大量的不必要的麻烦。

通过“受累”跟秘书们讲讲笑话和友好些，我从秘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。例如，一次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所有在Murray Hill的复制的服务都关门了。别问我怎么回事，他们就会这样。我有一些事必须要他们完成。我的秘书给Holmdel的人打电话，跳上公司的车，跑了一个 钟头的路把东西复印了回来。那可真是我长期努力鼓励她，给她讲笑话，以及对她友善的很好的回报。这就是投之桃李，报之琼瑶。通过认识你必 须使用系统并研究如何让系统为你工作，你学会如何让系统为你的想法做调整。或者你可以直愣愣地与之为敌，如同一个未经宣战的小战争，更他较一辈子劲。

我觉得John Tukey付出了相当大的不必要的代价。不管怎的，他是个天才。但我认为他本可以更好，好很多，更简单，如果他愿意顺应一点点，而不是自负的坚持。他就是 想任何时候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则不仅仅对穿着适用，也适用于其他千万件事情。人们会继续与系统为敌，你可以有时不这么干 (Not that you shouldn’t occasionally)!

当他们把图书馆从Murray Hill搬到远的那头时，我的一个好朋友提出要一辆自行车的申请。哈，机构也不是傻瓜，他们过了一整子送回来一张地图，并且说：“你可以在图上指名要走哪 条路以便我们可以给你买个保险。” 过了几个星期，他们又问：“你要把自行车放到哪里以及你准备怎么锁它以便我们如此这般。” 他终于明白了他终究会被官样文章逼死，于是他举手投降。他后来升至贝尔实验室总裁。

Barney Oliver（天文学家,以SETI外星球智能探索研究著称。前HP实验室负责人。译者注） 是个好人。有一次他给IEEE (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。译者注)写信。那会儿贝尔实验室的正式的职位挺多，IEEE的“道”也挺深。既然你无法改变正式机构的规模，他就给IEEE出 版方面的人说：“既然有这么多IEEE会员都在贝尔实验室，并且官方机构如此之大，所以杂志的规模也得改变。” 他去争取他老板的签字，回来的还是他自己签字的那份的复印件，但他还是没搞清他的那份原件到底送出没有。我不是说你不该持改革的姿态，我是说我所了解的能 人总是避免让自己惹上冲突的麻烦。他们游戏其中，然后丢开，投入到工作中。

许多二流的伙计常被系统逮着戏弄一番，然后带入纷争。他把他的精力花费在愚蠢的“项目”上。那么，你会告诉我总有人得去改变系统。我同意，的确得有 人去干。你愿意去干哪样呢：一个是去改变系统，另一个是去做一流的事？到底哪一个角色是你想要的？必须十分清楚，当你与系统抗争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多久 这“笑话”能完？得费你多少功夫与之斗争？我的忠告是让别的什么人去干，你还是去成为一流科学家算了。你们中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既能改良系统又能成为一流的 科学家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老是屈服。时常有相当数量的反抗是合理的。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科学家凭着单纯的感觉喜欢嘲弄一下系统。基本上来说，你在其他领域没 有创新你也无法在本领域获得原创力。原创力是与众不同！你如果不具备其他的创新的特质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。但是许多科学家为了满足他/她 的自我，让他在其他方面的怪癖为他支付了不必要的高昂的代价。我不是反对所有的对自我的维护，我反对其中某些。

另一个毛病是发怒。一个科学家经常变得狂躁，这根本无法办事。愉悦，好；生气，不好。发怒完全不对路子。你应该顺从和合作，而不是老跟系统过不去。

另一方面你应该看到一个事情的积极的一面，而不是消极的一面。我已经给了你好些例子，还有更多。我在某种情况下，通过改变对事情的看法，是如何将一 个明显的缺点转化成优点的呢？我给你讲另一个例子。我是个任性的人，对此不用怀疑。我知道多数在休假期间写书的人不能按时完工。所以，我离开之前我就会告 诉所有的朋友，当我（休假 -译者注）回来的时候我的书就会完工。是的，我就要它完工 —- 如果我没能写完它，我得为之感到羞愧！我用我的自负去帮助实现我想达到的举止。我夸下海口于是我不得不去实现。我很多次发现，就像耗子急了了也咬人(a cornered rat in a real trap)，我不可思议地能力非凡。我认为完全值得一说：“好啊，我会在星期二把答案给你。” 即使还不知道怎样去做。星期天的晚上我还在想如何才能在星期二交差。我常常把我的自尊悬于一线，当然有时仍不成功。但是如我所说，如同逼急了的老鼠，我常 出人意料地干出很多出色的活。我觉得你需要学会利用自己，我觉得你应知道如何将一个局面从一个角度转换到另一个角度，以提高成功的机会。

对自我的错觉对于人类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。数不胜数的可能性是：你改变了一件事然后骗你自己让它看起来像别的样子。当你问：“为什么你没这样这样 做？” 那个被问的人有一千个托辞。如果你看看科学史，通常是有10个人都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们只注意到那个首先做出来的人，那剩下的9个人说：“哎，我想到了，但 是我就是没这么做。如此这般。” 有太多的借口。为什么你不是那第一个？为什么你没能做好？别去辩解，别试图愚弄自己。你想跟给别人说什么借口就说什么吧，我不在乎。就是对自己要诚实。

如果你确实想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，你得了解你自己，你的弱点，你的强项，以及你的坏毛病，比如我的自尊自大。怎样才能将一个缺点转化成一个优点？ 怎样才能将弹尽粮绝的境遇转化成你需要的情形？我再说一次，如我所见，据我研究历史，成功的科学家改变视角，一个瑕疵也能变成了一块美玉(what was a defect became an asset)。

简而言之，我认为那些本已胜券在握的科学家最后未能成功的原因是：他们没做重要的问题；他们没能投入感情；他们不去试着把困难的事情转化成一些容易 解决，但却仍然重要的问题。还有，他们老是给自己各种借口解释为什么没做成。他们老是归结为运气使然。我已经告诉你事情有多容易，更者我已经告诉你如何去 改进。所以，动手吧，你们就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。

（未完，待续）

（接上篇）

G.Chynoweth (主持人)：这是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50分钟，这是从多年精彩的职业生涯积累而成。我自己就失去了这些足以令我们成功的洞察。这其中一些是非常非常及时的。其中之一就是要更多的计算机。今天上午我除了这个可没听到大家都在反复议论什么别的。所以，尽管我们可能比你早年就想到的迟了20-30年，Dick（同事对Hamming的称呼。译者注），但现在来的还是挺是时候的。Dick，我能想到的所有我们能从你的谈话中获得的智慧，其中一个就是：以后我在这个大厅里四处走走时，不希望在Bell总部里再看到那么多关着的门。这就是今天吸引我的观察之一。

由衷地谢谢你，Dick，这真是一次出色的大思考。现在我们接受提问。我可以肯定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下去Dick所论及的有关观点。

Hamming: 首先让我回应Alan Chynoweth提到的计算机的话题。我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多年，在过去的10年 中我一直跟上面的头头脑脑说：“把那些（该死的）计算机从研究中拿开，我们总是被迫搞这些事。因为老得忙着应付那些计算机，我们都没法研究了。” 最后这话传上去了。他们打算把计算机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少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“扫帚星”，可我奇怪人们并没有因他们的玩意被搬走了而对我嗤之以鼻。我跑到Ed David的办公室对他说：“我说Ed，你得给你的研究人员一台机器。如果你给他们一台大家伙，我们就又回到和以前一样的麻烦中去了，于是我们又忙于机器而无暇思考了。所以，就给他们一台最小的机器，因为他们都是能人。他们会学会用小计算机做研究，代替大的计算机。” 想我所想，Unix出现了。我们给他们一个比较小的机器，他们决定让它做大的事情。我们得有一个系统来做，这就是Unix!

G.Chynoweth：我刚好也想说这事儿。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下，Dick，虽然我们与那些处心积虑的官僚体系较劲，有一句是一个被激怒的AVP（？）说的话我老挂在嘴边。他使劲嚷嚷道：“Unis从未交付使用。”

问题：个人的压力会怎样？那会让事情不同吗？

Hamming：会的。但如果你不能投入感情，就不会。我在贝尔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有早期的溃疡病症（有研究声称溃疡病与压力有关。译者注），我到海军研究生院(Naval Postgraduate Schoo)后病症就消失了，也放松了不少，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好多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，你就得忍受压力。你也许会有一个不错的一生，你也许会成为一个“好人”，另外或者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。但正如Leo Durocher（美国30年代著名棒球运动员。译者注）说的那样：“好人”永远是最后一名。你要过只想有娱乐伴随、事事占全的和和美美的生活的话，你就会开始“好人”的一生。

问题：你谈到的关于勇气的内容无人反对，像我们这些头发花白的人或已有建树的人已没有那么多担忧。但我感觉到在年轻人当中，他们当前的担心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的抗风险能力。你对此有何高见？

Hamming：我还要举更多Ed David的例子，Ed David担忧我们社会中总体勇气的缺失。我们是走过了不同时期的人。我们走过了战争（二战。译者注），走过了建造了原子弹的Los Alamos，走过建设雷达的时期（此话背景不明，应是和二战有关。译者注）， 诸如此类，然后来到了（贝尔的）数学部门，一个研究的领域，以及一群充满勇气的人。我们目睹事情的经过，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战争，美妙之极。我们有理由充 满勇气以便完成更多的使命。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再重新“安排”重现一次。我也不能埋怨当今一代没有这样的勇气。但我同意你说的，我只是不能加上抱怨。就我 看来，当今一代有伟大的理想，只是缺乏勇气去实现。但是我们有啊，因为我们因环境而拥有—-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极成功的战争。在战争中，我们也曾长时间地绝望，如你所知，那是拼死的抗争。但是我们的胜利给了我们勇气和自信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40年代后期及整个50年代，各个科学实验室在早先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。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过去的日子逼迫学习别的东西—-我们被迫学习我们不想学习的东西，我们被迫打开那扇门—-于是我们可以得益于我们学到的东西。的确，我对（当今一代的勇气）无能为力，我也无权指责年轻一代。这就是现实。

问题：有什么是管理层可以或应该做的吗？

Hamming：管理层做不了什么事！如果你所说的是研发管理，那是另一回事，我得再花一个小时来讲。这次演讲是关于个人如何成功地进行研究，与管理层能做什么无关，也与其他的任何障碍无关。那么你怎样做呢？就像我观察别人如何做的一样。就那么容易，也就那么难。（牛人说牛话啊。译者注）

问题：“自由讨论（头脑风暴）”应成为日常的必经程式码？

Hamming：以前这是个问题，但看起来没有什么“回报”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内心有和别人交谈的愿望，但是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不是太有价值。我的确去和人认真地谈，对他说：“嗨，我认为是有这么回事，我是这样想，这样看的……” 然后翻来覆去地谈来谈去。但是你必须挑选有能力的人谈。用其他的比喻，比如你知道的“临界质(critical mass)”。如果你肚里有足够的料，你就拥有了临界质。再者就是我以前称呼的“不间断吸收器（sound absorbers 即国人所说的“吸功大法”。译者注）。 如果你有了“吸声器”，你就能出新点子，然后他们只会说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 你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去取得足够的临界质，“是呀，这提醒了我这样，这样，” 或者“你想过这样或那样吗？” 当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，对那些只会点头称是的“好”人，你可拿开你的“吸功大法”了。去找那些能马上启发你的人谈吧。

例如，你一和John Pierce谈话就会很快被激起情绪。以前有一帮子人我常和他们谈，比如Ed Gilbert， 我常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，听他讲，回来时信心百倍。我仔细挑选可以头脑风暴的人和不可以头脑风暴的人，因为“吸功大法”是 祸根。他们只是一些好人， 他们填满了整个空间但除了抽取你的思想，他们什么也不贡献，而且那些被抽取的新想法很快就寿终正寝了，而不是有个回音。是的，我发觉有必要和别人交谈。我 想那些闭门造车的人未能这样做，导致了他们未能让他们的想法更锋利，比如“你注意到这里有什么事吗”。我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—- 我过去看个究竟就行了。有人指了条路，我看来，我已发现了一堆书我回家必须读。我去问那些我认定能回答我并给我尚不知道线索的人问题，然后我走出去，自己看个究竟。

问题：你在给阅读、写论文、和实际做研究各自分配时间上是如何取舍的？

Hamming：我坚信，在我的早年，我认为要花和原始研究一样多的时间用来修改和表达。现在我认为要花50%的时间用来表达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

问题：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图书馆里面？

Hamming：那要取决于什么领域。举个例子：在贝尔实验室有个同事，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家伙。他老在图书馆里呆着，读所有的东西。如果你想要参考资料，你到他那里去，他 就会告诉你所有的参考资料。但我在提出以上那些看法的同时，下这个结论：长此以往他不会有任何以他命名的成果。他现在已退休，成为了一个副教授。他是很有 价值， 我对此没有疑问。他写了一些不错的文章登在《物理评论》上，但他没有以他命名的成果，因为他读得太多。如果你成天研究别人怎么做的，你就会按别人的老路子 思考。如果你想要有不同的新思维，你就得按那些创新的人的路子—-先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，然后不去看任何答案，直到你已经仔细地把如何做的过程考虑清楚，以及如何你只要稍微调整以下问题的角度。所以，是的，你需要保持状态，保持状态去搞清问题，而 不是成天靠读书去找答案。阅读是搞清“怎么回事”以及“可能性”的必要手段，但靠阅读去寻找答案不是可取的有意义的研究的方法。所以，我给你两个答案：你阅读；但不是靠读的量，而是靠读的方式起作用。

问题：你是如何让事情以你的名字命名的？

Hamming：靠做大事！我告诉你一个“Hamming window”的事。我以前老“难为”Tukey。后来一天我接到他从普林斯顿打来的电话。我知道他在搞power spectra（不敢乱译，字面为“能量频谱”之类。译者注）,他问我是否介意他把某个window命名为“Hamming window”。我对他说：“算了吧，John，你知道我只做了很小的一部分，主要是你做的。” 他说：“对，Hamming，但你贡献了不少的‘小事’， 你理应得到这些荣誉。” 所以他就叫那为“Hamming window”。让我继续。我老跟John开玩笑说真正的伟大。我说真正的伟大是能把你的名字变成小写字母，像安培 ampere，瓦特 watt，傅立叶 fourier那样（一般以人名命名某物时候是大写，如Hamming distance，只有像安培，瓦特这些把名字变成电流或者功率的基本单位的人，才会被拼成小写。ingot注）

问题：你能谈谈演讲、写论文和写书之间各自的效果吗？

Hamming：短期来看，论文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明天就要去启发某人。如果你想要一个长期的认可，写书的作用更大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需要方向。现今的知识几乎是无穷的，我们需要方向寻找自己的方向。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无穷的知识。从牛顿时代开始至今，我们差不多每17年就增加一倍的知识量。我们基本上通过“专业化”来应付。在下一个340年，按此增长规律，会使原本的只是增加20次方，如一百万，并且现在的一个领域届时就会有一百万个专业领域。这不会发生。以这种速度增长的话，只是会把自己憋死，除非我们使用别的工具。我确信那些帮助我们融会贯通的、协 作的、抛开重复的、丢掉干瘪的方法，（从而代表重要思想的书）会成为未来后代所珍视。公开演讲也是必要的，私下谈话也是必要的，写论文也是必要的。但我倾 向于认为，长期看，那些只写至关重要内容的书比起什么都谈的书要重要，因为你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。 俗话说得好，我们不需要那么了解企鹅。你只需要知道精髓。

问题：你提到诺贝尔奖和它对专业工作上的糟糕影响。是不是出任何名都回带来相应的问题呢？ 一个人能为此做什么呢？

Hamming：你能做以下的事情：大约每7年做一个重大的专业领域调换，如果不是全部的。所以，我从数值分析到硬件，到软件，等等。周期性地，因为你的想法可能耗尽了。当你到了一个新的领域，你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开始。你不再是一个mukity muk （不是英语单词。“权威/大人物”之类，完全瞎猜。译者注）， 你可以从头再来，你可以播洒那些种子以期长成参天大树。香农，我相信他毁了他自己。事实上，当他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就说：“香农的科学生涯结束了。” 我受到不少朋友的“炮击”，他们认为香农和以往一样聪明。我说：“是的，他仍聪明，但他的科学生涯就此结束。” 我确信事实如此。你的改变，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疲倦，你用光了在一个领域的创造力，你需要找到相近的事。我不是说要你从音乐换到理论物理再换到文学。我是 说，在你的领域里你需要更换不会令你厌烦的区域。你不可避免地被迫每七年变动一次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会要求一个做研究的条件，做到此，你得每七年改变一 次研究的区域，伴随以合理的解释，或者到第十年的头上，管理层有权强制你改变。我坚持改变因为我是当真的。老的领域会发生什么呢？会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在那 起作用，大家一直用着。他们在当初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前行。但世界变化着，现在有新的方向。但老伙计们还在老路子上迈着步子。

你需要走进一个新的领域以求新的视角。你能为此做些事，但那要费神和费力。要有点勇气才能说出：“是的，我要放弃我的响亮名声。” 比如，当校正错码成功发布的时候，有了这些理论，我对自己说：“Hamming， 你要停止看该领域的论文了，你要完全忽略它，你要试着做点别的事了，别老吃老本。” 我有意拒绝继续在此领域。我甚至不去读有关的文章以强迫自己去做别的一些事情。我操控着我自己，这就是我在整个谈话里反复宣讲的内容。了解我的缺点，我操 控着自己。我有很多缺点，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，有很多可操控的可能性。

问题：你能比较一下研究和管理吗？

Hamming：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研究者，你就不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。如果你就是想成为公司的总裁，那是另一件事。我不反对成为公司总裁的想法，只是我不想。我认为Ian Ross在贝尔实验室总裁的位置上干得不错，我不唱反调。但是你得清楚你要什么。进一步说，当你还年轻，你也许希望挑选去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。如果你活得较长，你也许会改变你的想法。比如，一天，我到我的老板Bode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要当这个部门的头呢？为什么你不去当一名大科学家呢？” 他说：“Hamming， 我有远见，知道贝尔实验室的数学部分要怎样，如果要让这个“远见”得到共识，我就得当上部门的头。” 当你觉得你想干什么的远见正好在你游刃有余的能力范围内，你就应努力获取它。如果有一天你的远见大大超过了你轻松应付的能力时，你就应该去做管理工作。 而且，“远见”越大，你就应做越大的“管理”。如果你拥有一个关于整个实验室应该向何处去，或者有关整个贝尔系统，你就得到该去的位子让它实现。你从底层 是无法轻易让它实现的。这取决于你的目标和对目标的渴望，而且这些都随生活而改变，你得准备这些变化。我选择回避管理工作因为我更希望做我容易应付的事。 但这是我的选择，只对我起作用。每个人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。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一条道路，看在上天的份上，明确你做过什么以及你做了什 么选择。别试着两样都占。

问题：一个人对自己的期望重要呢，还是置身于你所在的那个期望你做出大事的群体重要？

Hamming：在贝尔实验室，每一个人期望我干出大活—-这 可是帮了我大忙。每个人期望你做出好的活，所以你就去做，如果你有自尊心的话。我想让你的周围聚集一流的人非常重要。我寻找最好的人群。当物理饭桌失去了 最好的人时，我就离开。在化学饭桌同样情况发生时，我也离开。我总是跟着那些有能力的人，因此我能从他们那里学习，他们也期望我做出成绩来。通过有意操控 自己，我觉得我做出了比放任自流好得多的事情。

问题：你在一开头弱化运气的成分，但你好像模糊了那些致使你到Los Alamos，使你到芝加哥、使你到贝尔实验室的特定事件。

Hamming：是有一些运气。另一方面我不知道其他的可替代的路。除非你能说其他的路原本就不会机会均等或比我现在更成功，我也无从得知。你做某件特定的事是因为运气吗？举个例子，当我在Los Alamos遇到Feynman时， 我就知道他能获得诺贝尔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但我就是知道他会从事伟大的工作。不论未来走哪个方向，这个人都会干大事。而且，显而易见，他做了。不是说 你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稍做一点点大事就是所谓“运气”，早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。有大把大把的机会，如果你身在其中，你逮着一个，你早晚会成功，非此即彼。事 事都有个运气的成分，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。运气关照有准备的头脑，运气宠爱有准备的人。当然，这不是什么担保。我不担保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成功。我说：运气 的确改变概率，但是对一个个人来说，在他身上总有一部分是绝对可由自身掌控的。

往前走，去做大事！

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