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马的染缸

儿子容易得感冒。这还是他小时候在波士顿落下的。冬天的美国的幼儿园（至少波士顿的幼儿园）里有一景：总有那么几个孩子的鼻子下面挂着鼻涕。这几个好了，那几个又挂上了。儿子上的是哈佛的附属幼儿园。我们刚开始还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：挺不错的幼儿园为什么不让生病的孩子回家呢？后来才明白，美国的幼儿园都这样。父母要工作，把孩子丢给谁去？所以，只要孩子病得不厉害，留点鼻涕还得送到幼儿园。于是，这个孩子传染那个孩子，小鼻涕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传了下去。美国的医生又不怎么用抗生素，不到病得发高烧，就用点非处方的“泰诺”之类。儿子四岁那年，记得整个冬天就没有消停过。波士顿的冬天又长，他不咳嗽不挂鼻涕的时间在整个冬季的五个月里，其间隔不超过一个星期，还时常伴随急性咽喉炎、高烧。连不爱用抗生素的美国医生都给他用了好几次青霉素。

回国后，偶尔听了一个关于儿童反复性上呼吸道感染的讲座，觉得挺有道理。主讲人是中日友好医院儿科的许鹏飞大夫。他的理论是反复性呼吸道感染主要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引起的。要治反复感冒，就要控制过敏性鼻炎。我们去中日友好医院看病。许大夫很快诊断儿子是过敏性鼻窦炎。早上起床的口臭是因为鼻窦的炎症引起的。第一次就开了十盒顺尔宁和十盒黄芪颗粒。抗过敏药都含有抗生素，顺尔宁吃下去儿子的反复发作的感冒得到了控制，早上起来口也不臭了。我们认为找对了医生。

好景不长。药物一停，儿子还是恢复原状。感冒、咳嗽、发烧、流鼻涕，一样不少。一发起烧来，又是抗生素。再看病，许大夫说要把扁桃腺割除。又介绍到同仁医院再检查。同仁检查的结果是不但扁桃腺肥大，腺象体（？）也肥大，也要割除。我们又到儿研所，大夫问：怎么啦？我们说：常感冒，中日和同仁的大夫都说要割扁桃腺，上您这看看，想让您确认一下。大夫不理这小马屁，说：割不割由你决定。我都懒得跟他生气。

我怎么决定？把一个身体的组织割除毕竟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怎么清楚这扁桃腺到底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。但看医院医生的态度，我们还真不敢轻易将孩子送到他们手里。只是一到冬天，儿子感冒、咳嗽、发烧、流鼻涕就成为常态。一感冒，到医院就是头孢抗生素点滴。每次到医院，我都要反复“审查”医生的处方，要他们说明每一个药物的效用。其结果常常是和医生开战。也是，如果我是医生，对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我也烦。可是，一去医院就是头孢点滴，就是一大堆各种药物，“怀疑”之下有时还能让医生们“手下留情”。就这样，我们又“坚持”了两年。但是，在与大剂量的抗生素的战斗中，我们终于坚持不住了。最终，我们还是决定把他的扁桃腺割掉。于是在儿研所预约了床位。到手术要等半年。这期间通知还作了肝功的化验，就等床位了。

一日，和朋友老熊维尼随便聊天时谈起给儿子割扁桃腺的事。朋友说：人身上的东东生就带来，自然有它的道理。我本来“意志”就不坚定，经她这么一说，我就又动摇了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些给孩子看病的大夫们：他们给自己的儿子看病会怎样？我没把握替他们回答。唉，就算我儿子的扁桃腺长得不怎么样，那也是我儿子的。扁桃腺又不是韭菜，拉了是长不出来的。那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扁桃腺还是给他留着，他长大了要割是他自己的事。朋友一句话把我拽向了另一边，扁桃腺不割了。

儿子生病还得看。我们又去看儿童医院的医生。儿童医院看来更有经验。上来一听症状，就说：先看看免疫科。去到免疫科，做了一系列的化验，血呀，唾液呀。最后的结果是免疫功能低下，开了四千多元的药，宗旨是提高免疫力。又要考验我的智商了（每到这时候我就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学医）。我能怎么办呢，还是交了钱，买药。

现在药已吃完，儿子今年整个冬天大有好转。一个冬天只发了一次烧，只耽误了一天的课（第二天自己非要上学去了）。看这个样子，当初听了朋友的一句话，避免了一次认识错误。

在此也谢过老熊。

（儿研所的扁桃体割除手术的预约已过约有大半年的时光，现在仍没消息。我倒要看看，割一个扁桃腺到底要等多长时间。）